它们不仅涉及监察法学理论体系的构成，也直接关乎监察法学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就目标来说，需要先明确的一点是，试验是对工具的探索，而非尝试改变目标。这便从原来的申请——形式审查——实质审查——确认符合条件后发证的流程，转变为申请——形式审查——发证——实质审查——不符合条件则撤销。
立法者有时也会通过附款的方式来调整行政许可等行政行为的效力，以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其中，解除条件便是典型的附款表现形式之一。若以2001年《几个问题》对审批概念的界定为标杆，可以看到，许可仅限于其中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它将确认法律关系、法律地位等其它行政行为排除在外。如果在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的试验过程中，先证后核不能完成自身独特性的建构，那么，它便难以在最后的正式制度安排中从许可工具分立出来，成为独立的规制工具。因此，《行政许可法》以许可替代审批的努力绝非无效，而是设立了一个概念标杆和约束机制。然而，这些不同之所以存在，表面上是由于《行政许可法》仅仅规定了特许、核准、认可、登记等许可制度，没有给消极许可预留可能的空间，也是由于《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工业产品生产的许可证制度，同样也没有给有权机关留下采取其它规制工具的可能性，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没有完全将规制活动视作一个政府干预程度由弱到强的连续不断谱系，这就使得许可成为规制工具箱中为数不多的工具之一。
细言之，所谓消极许可是指在某个特定领域中，有权机关预设所有相关主体均有权从事相应活动，当后者被证实缺乏从事该项活动的能力或有不当行为时，有权机关可以将其排除出该领域，禁止其从事该项活动。而该陌生事物恰好可以成为先证后核的绝佳参照物，为其实现与许可工具的适度区分，实现在规制谱系中的重新定位提供理论支撑。如上所述，由于自由贸易港建设并无可复制可推广的任务压力，因此完全可以进行更大胆的尝试，例如仿效美国的机构整合模式，将海关、检验检疫、边境巡逻、移民规划等多个机构整合到一个部门， 以减少条块分割，提高办事效率。
对照代表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最新发展趋势的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其中12条40项具体贸易便利化措施海关已经全部进行了对标研究，相关措施已经全面落地。但这毕竟只是总体方案，当务之急是在此指引下尽快出台操作性细则并付诸实施，从而使海南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发展自始具备高标准，在人员进出自由方面给全国树立一个新的标杆。2018年9月，人民银行批复同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这是自由贸易账户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以来首次推广至其他自贸试验区。正是在上海自贸试验区2013年、2014年两版负面清单的基础上，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推出了统一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广到全国，并进而推出了2017年更新版。
1. 外商投资领域开放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我国在放宽投资准入和扩大市场开放方面有显著举措。又如，《海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第（五）条明确规定：按发展需要增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主要开展国际投资贸易、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业务。
这就要求在确保二线管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一线放开和区内自由的程度和水平，提高各类货物通关、存储、转运的效率和便利程度。这一点，在没有历史负担、一开始就明确对标自由贸易港的海南自贸试验区得到了印证：《海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中，除反向规定在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试点可复制的税收政策均可在海南自贸试验区进行试点外，未设定任何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的任务。货物进出自由是指对自由贸易港与境外之间的货物进出口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设立的经济特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贸易园区的某些特征。
尽管我国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但由于实际操作中的严格控制，顺利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少之又少。从现行《海关法》和《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看， 核准缓缴说与我国立法和实践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例如，高水平的国际性法律服务是香港、新加坡等自由贸易港的标志性特征，而《2018版清单》对法律服务的外资进入限制依然严格，如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以代表机构的方式进入中国，且不得聘用中国执业律师，不得从事中国法律事务。就其与既有自贸试验区的关系而言，自由贸易港应当是后者之中基于特有区域禀赋而不过多考虑可复制可推广、 凸显特性而非共性的那些成分的延伸和强化。
二 自由贸易港的核心特征 （一）境内关外 按照《京都公约》的上述定义，境内关外应当是所有自由贸易园区的共同特征。贸易网24小时运行，自动接收、处理、批准和返还企业申报的电子数据。
事实上，在其2013年诞生之初， 我国自贸试验区的使命和功能相比纯粹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港或自由区要远为丰富。迪拜的杰贝阿里自由贸易园区没有任何外汇管制措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不收限制。
（一）货物进出自由：灵活便捷的海关监管措施 相对而言，货物进出自由或者说贸易自由化是现有自贸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差距最小的方面。自由贸易港的竞争力不仅在于（附条件地）免征关税，更在于其综合税负率要低，从而在税赋环境上具有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我国又于2018年6月30日发布《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以下简称《2018版清单》），自7月30日起施行。首先，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自由贸易港境内关外的法律属性，将重点放在免于日常监管亦即如何在技术和安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不管，以有别于仍是以管为基本着眼点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可复制可推广，一来易于束缚金融创新思路。三是对港区内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中国永久居留权给予适当倾斜。
例如，香港的资本市场完全开放，对外资公司参与当地证券交易没有任何限制。如有特殊情况，经海关批准可适当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1年。
尽管如此，对标香港、新加坡、迪拜等高水平的代表性自由贸易港，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人员进出自由则是指自由贸易港实行宽松的出入境政策，为区内企业员工及来访商务人士的出入境及/或短期居留提供便利。
作者：廖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科研外事处处长、研究员。总之，将保税理解为附条件地免征关税而非经核准缓缴关税，应当说更符合自由贸易港的本质特征。
决策层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海南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第（二十一）条专条规定提高外国人才工作便利度：为在自贸试验区工作和创业的外国人才提供出入境、居留和永久居留便利。在这方面，上海自贸试验区凭借其自身禀赋走在前列。无论是从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中一路走来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一开始就明确建设自由贸易港目标的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均在新时代对标和定位于自由贸易港这一更高水平的开放区域。但这里所说的免征关税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作为一种税收优惠措施的零关税，而是指对从境外进入并存放于自由区（一线）但不进入境内其他区域（二线）的商品免于征税，其实质上是我国法律所称的保税的概念。
从监管方式看，就是要从无差别的常规监管变为差别化的精准监管，包括探索一线无条件准入、实施第三方采信、基于大数据分析确定重点监管对象等。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将于2019年1月1日正式上线， 有望为海南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和资金自由流动创造良好条件。
值得肯定的是，海南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思路对此已经有所体现，例如针对海南的特色性定位，明确要大力发展国际医疗旅游和高端医疗服务，对先行区范围内确需进口的、关税税率较高的部分医疗器械研究适当降低关税。据此可以认为，境内关外、免征关税、进出自由是我国当前语境下自由贸易港的基本特征，而开放水平最高则是决策层对自由贸易港的目标定位。
出于方便国外专业人士和投资者进出以及促进旅游业等目的，香港实施宽松的签证政策，全世界约有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可以免签证在香港停留7天至6个月不等。换言之，对于自贸试验区而言，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与提高自身开放程度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
就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验而言，自由贸易账户基本按照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原则运行，但总体而言，是二线管住有余而一线放开不足。例如，在服务业方面，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51%，并于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二)政治代表II：从例外状态到法律状态的立宪代表 从例外状态走向法律规范状态是典型的法哲学命题。另一个方向则是卢梭开辟的美德共和国。
1.政党的他律与自律 在转型法治中，共产党作为人民代表的角色既不是革命党，也并非隐身于国法秩序中的议会政党，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改革者和执政者。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
另一方面，立法权是具有普遍性的意志，对所有人都有效。可是，既然是近乎神的事业，人类便无法一次性完成。
专政观念最早可溯源至古罗马的独裁官，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政重又激发了思想家对专政的再认识。这种思维在法学界颇具代表性，也是后发国家立宪实践遭遇挫折的写照。